法治周末记者蔡长春
占内存、偷流量、窃隐私……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不良手机预装软件的存在,极大地影响着日常生活,更加让人无奈的是,消费者往往还没有自行将其删除的权限。
而如今,这种尴尬的局面正在发生转变。
9月17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消保委”)就手机预装软件问题,向各大手机厂商“宣战”,将三星、欧珀告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案也被业内视为全国首例消费者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据称,三星因“认错”表现良好当庭得到撤诉,且在上海市消保委诉讼影响下,除三星、欧珀公司、苹果公司外,其他如索尼、华为、华硕等公司也积极与其进行沟通,有的企业停留在承诺层面,有的已经作出整改,还有的在观望、顾虑、犹豫……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上海市消保委此举,将多年来困扰消费者的手机预装软件顽疾放到了“手术台”上——从目前三星和苹果公司的积极应对态度来看,其破冰意义重大,而赋予用户对预装软件删除的权限,也将成为未来解决手机预装软件问题的一大重要途径。
三星积极应对被撤诉
9月17日,上海市消保委诉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
上海市消保委诉称,近两年,针对消费者反映的智能手机说明书未完全告知真实情况,存在内存缩水、软件功能不清等问题,消保委委托专业机构对市场上在售智能手机的多项性能开展比较试验,并发现抽样的三星公司所售SM-N9008S智能手机预装各类应用软件44个。而三星公司对这些软件的名称、类型、功能、所占内存等在说明书中均未明确告知消费者,也未告知以何种方法卸载预装软件。
上海市消保委认为,三星公司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故要求判令三星公司在其所销售SM-N9008S智能手机外包装或说明书中明示手机内预装软件的名称、类型、功能、所占内存,并提供可直接卸载的途径。
而在庭审期间,上海市消保委却表示,由于三星公司已向上海消保委提交了“革新方案”,就预装软件向消费者提供了告知方式和卸载途径,因此认为三星公司已纠正了侵权行为,其诉讼目的已经达到,故申请撤回对三星公司的起诉;而另一被告欧珀公司,则没有获得撤诉。
上海一中院表示,将依法对上海市消保委的撤诉申请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审查,并择日对是否准许撤诉作出裁定。
此外,据称,上海市消保委还曾与苹果方面有关代表进行了三次当面沟通,明确提出须按照中国法律向消费者提供预装软件卸载途径的要求;美国当地时间9月15日,苹果公司总裁库克公开表示,装在iPhone上的软件将不再是永久的,未来可以删除。
法治周末记者就此致电苹果公关部相关负责人进行询问。对方表示,对于库克所说的卸载预装应用问题,“尚没有可以透露的信息”。
预装软件的“红与黑”
手机厂商竟然因为预装软件而被告上法庭,那么,这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据手机中国总编孟滨介绍,其实目前手机软件预装情况非常普遍,仅有极少数新的厂商做到“零预装”。
“但我们并不应该‘谈预装色变’,预装本身并没有贬义,主要看是否为合理预装。”孟滨分析道,“目前大多数手机厂商预装的软件,应该都在合理预装范围内,它们所预装的大多是自家的、和手机使用相关的软件,如软件市场、安全软件、天气等;或者是由第三方提供的、但消费者比较常用的,如微博、微信等。”
孟滨进一步指出,其实如果一部手机完全没有预装软件,消费者使用起来反而可能会感觉不方便。
LBE安全大师分析师梅楠也持类似观点。梅楠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如果是资深用户,一台裸机也可能用得非常好,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讲,裸机的体验感则可想而知,因此如果体验好且没有风险,预装软件的存在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梅楠也指出,预装软件主要分为厂商自己预装和第三方预装两种,厂商自己在预装时品控往往比较严格,问题也相对较少;乱象大多出现在第三方预装领域,像安卓手机比较开放,这就导致如果第三方想做一些妨害用户的事情,方式会比较简单。
孟滨认为,手机预装软件之所以遭受质疑,主要是其中混入了一些恶意软件,这些软件可能存在诱导性扣费、窃取隐私等情况,它们在后台会导致出现自动启动占用手机系统资源、频繁推送信息产生骚扰、后台运行耗费数据流量等情况。
“预装软件过多、过滥,影响手机使用体验;过度搜集用户信息;不可卸载等,这些是目前最为普遍的问题。”网上交易保障中心副主任乔聪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在乔聪军看来,部分预装软件暗地运行,搜集用户信息,并自动发送出去,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预装应用不可卸载,侵犯了用户的选择权;个别应用恶意吸费甚至盗取用户支付信息,侵犯了用户的人身财产权。
“而上述预装软件的诸多问题主要都在中间环节产生,可能由于厂商出货阶段监管不严,也可能是渠道动手脚,更有运营商或销售商最后阶段刷机的可能性。”梅楠表示。
乔聪军则补充道,因此可以说,所有的手机都存在预装软件,其中山寨机的预装情况更为严重。
背后存庞大复杂利益链
“由于背后利益链条的驱使,手机预装软件的问题无法从根源上规避掉。”梅楠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梅楠介绍,由于问题软件一般都以直接利益为目的,当前,吸费、广告类的手机预装软件较多。
梅楠举例,比如一个吸费软件,刷进一个渠道出货300万台手机,以一台手机吸费2元计算,加起来就是600万元的收益,且非常稳定;即使不是吸费形式的软件,按移动广告价格来评估价值的话,也将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不仅是广告主、运营商,就连很多第三方公司,也看中了其中的利益关系,于是还衍生出了手机出厂后‘刷机’的灰色链条,在后期加入一些能够牟利的软件进去,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则会去想尽办法说服厂商、运营商、渠道商、乃至应用商来进行合作,并从中赚取利润。”梅楠进一步解释道。
据了解,当前甚至存在一批公司专门通过提供刷机包实现软件的预装,这些公司大多以“科技公司”的名义存在,提供“专业刷机”服务,而每个软件装机成本从0.5元到10元不等。
“即使有些正规软件为了进行推广,也往往借助预装的形式来让用户知道,这些公司会主动找到手机厂商进行合作,而国内一些手机厂商因为自身产品价格定位较低,为了增加收入,一般情况下也非常愿意进行合作。”酷派集团法务总监任才博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不过任才博也指出,这种情况下,装入的手机软件一般都会经过手机厂商的严格审核,事实上很少会出现吸费、盗取流量等问题。
此外,据了解,像小米、乐视等手机,从其自身生态系统的发展考虑,也会允许自己的很多预装软件存在。
“毕竟移动互联网时代,流量为王,而流量的来源都是手机终端上的这些入口,而对于手机厂商来说,每一个预装的产品都是其生态环境的一个入口,大家都希望丰富自己的入口,在不妨碍用户的情况下,肯定是越多越好。”梅楠表示。
允许删除被指一大进步
“如果发现预装的手机软件有问题,把它删掉不就可以了吗?”北京白领李萌(化名)坦言自己还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但经过几番尝试之后她才发现,原来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自己想要删除手机预装软件根本不可能。
据了解,目前仍有大量手机对预装软件设置了不可卸载或删除,消费者即使不满意也不能将其删除,而这也是手机预装软件遭遇指责的一大重要原因。
“确实有些手机预装软件存在无法删除的问题,如消费者想要删除某个软件,需要有手机的root权限或其他一些权限等,否则便无法实现。”任才博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在任才博看来,其实作为手机厂商来讲,在进行软件预装时,可以考虑兼顾多方利益,一方面可以合理地预装部分软件,但要确保这些软件不会在后台私自运行吸费、盗取流量或者影响手机运行速度等,避免给消费者带来不良体验;另一方面,还要注意赋予消费者一定的自由选择权利,让消费者可以对一些不愿使用且不影响整个手机运行的软件进行删除。
“预装软件其实也是有必要的,但必须保障好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作为预装软件都应该可以被卸载,且用户如果选择卸载,系统可以给出相应风险后果提示,由消费者决定是否继续卸载。”乔聪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乔聪军进一步指出,此次上海市消保委发起的针对三星、欧珀发起的公益诉讼,可以说树立起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代表消费者主动维权的榜样,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不仅增强了消费者维权的信心,也将让更多消费者获得主动维权的意识。
“此次公益诉讼对于进一步规范手机行业的预装软件问题,有很强的示范意义,无论是否存在恶意预装,作为手机厂商来讲未来都会更加警觉。”孟滨也认为。
“从治理角度来看,大品牌手机在出厂时一般不会有恶意预装的问题存在,主要在渠道跟下游销售的环节会产生问题,尤其是一些大面积预装问题,往往出现在中小厂商中,这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梅楠表示。
孟滨也指出,中国智能手机行业非常复杂,厂商众多、渠道多元、市场层级多、销售链条长,因此监管治理难度相对也较大,要想完全杜绝不良预装软件问题,应该还有很大难度。